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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和鞋底板，独自伫立在回味的人行道上开始出神。
送别父亲之后，我曾独自跑到黄河岸边去，我被她的气势和沧桑深深地震撼了！我想起父亲，他是有理由看到黄河的，哪怕远眺一下也好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那些博大宽容的父亲和母亲的心灵是相通的，他们都能听懂对方的诉说与回应。
月亮照着我，你望不到月。一杯愁绪，岂止是几年的离索！只有坟头的一枝兰草，悄悄地传递着，我迟疑而来、又决然而去的消息。 不再望月，望见，便是不尽的怅惘……
2004年1月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《余光中集》，受到广泛注意；2004年4月，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开奖，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。 近日报刊上关于他更是连篇累牍，“文化乡愁”、“中国想象”、“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”之类的溢美之辞让人头晕目眩。今年4月21日的《新京报》上，一位记者在其“采访手记”中这样写道，“高尔基提前辈托尔斯泰‘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，我就不是孤儿’，况且曾相见并有过一夜谈呢？”他将余光中比作托尔斯泰，并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师而感到幸运万分，这段“惊艳”之笔将大陆的“余光中神话”推到了极端。 遗憾的是，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“乡愁”诗歌和美文，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，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。不过，对于普通的读者也许不应该苛求，因为大陆对于台港文学一向隔膜，而余光中又善于顺应潮流。举例来说，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《余光中集》中，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，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，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著名的被称为“血滴子”的杀人利器《狼来了》。但在行家眼里，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，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，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“公案”。 乡土文学之争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上的“恶名”，开始于“唐文标事件”。70年代初，台湾文坛开始对一统台湾文坛的“横的移植”的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，其标志是唐文标先生的系列批评文章，他在1972年到1973年间的《中外文学》、《龙族文学评论专号》、《文季》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《先检讨我们自己吧！》、《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》、《诗的没落》等文章，批评台湾现代诗的“西化”和脱离现实的倾向。这一系列文章在文坛引起了震动，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。在这场论争中，余光中当时是维护现代诗的代表人物。关于论争的是非本身，这里无需加以评判。想提到的是，余光中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的不厚道。在《诗人何罪》一文中，余光中不但言过其实地将论争对方视为“仇视文化，畏惧自由，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”的同类；而且给对方戴上了在当时“大陆”的台湾最犯政治忌讳的“左倾文艺观“的帽子。所以就有论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，如李佩玲在《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这样戴帽子，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（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），还在吓阻其他的人。” 但这样的批评对于余光中没有产生什么效果，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，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施展了他的攻击手段，并且与国民党官方、军方配合申伐左翼乡土作家。在这场乡土文学论战中，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，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总主笔彭歌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。在乡土作家看来，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“”的官方言论，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“联共”的诬告。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，彭歌发表了系列官方文章，强调“爱国是基本的大前提”，不是“蹈入了‘阶级斗争’的歧途”。紧随其后，余光中在8月20日《联合报》发表了《狼来了》一文，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“工农兵文艺”。他在此文开头大量引述了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观点，以此证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与前者的相类，并且说：“目前国内提倡‘工农兵文艺’的人，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，是为天真无知；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，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。”接着，他从攻击大陆的共产党文艺统治谈起，抱怨台湾的“党治”未免过于松懈，对于乡土作家过于客气： “
